兴国山歌：一句“哎呀嘞”，唱过千年

一、源头：从伐木号子到客家山歌

兴国山歌的起点，藏在山里。相传秦末修建阿房宫时，兴国上洛山有一批伐木工，人称“木客”，他们在深山中伐木、拖木，为了统一动作、排解疲劳，唱起了号子。这声音在赣南的山水间传了两千多年，逐渐与中原南迁的客家先民带来的音韵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兴国山歌。

当地有一句概括它流传史的话：“唐时起，宋时兴，代代流传到今。”宋代中叶，一种叫“跳觋”的民间仪式从闽西传入兴国，山歌被引入仪式之中，从此分成两条路：一条留在山野田间，是即兴唱和；一条进入厅堂庙会，是职业歌师的娱乐演唱。也正是从这时起，山歌开始有了人物、情节与表演。

二、结构：一句“哎呀嘞”，一套规矩

兴国山歌的形式感极强，几乎是一套“可识别的声纹”。

起腔。每首歌开头一句“哎呀嘞——”，这是它最鲜明的标志。这三个字没有实义，却承担着三重功能：定调、聚气、宣告开场。好的歌手能把这一声唱得穿山越岭，歌声“如同大水抛浪，奔腾激荡”。

格式。基本格式为七言四句，讲究平仄与押韵，但允许在句尾加一句“三跌板”作补充深化，形成七言五句的变体。

呼应。唱到结尾句之前，要有一个呼应语——“同志哥”“心肝哥”或“心肝妹”，与开头的“哎呀嘞”形成首尾呼应。这一声称呼是兴国山歌区别于其他客家山歌的关键：它把歌唱变成了对话，把听众拉进了歌里。

即兴。词是临场编的。当地人说“山歌从来冇歌本，灵翻刁钻靠肚才”，评价一个歌手的高低，考的不是嗓子，而是即兴编词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同一首曲子，不同人唱出来完全两样。

小锣。叙事山歌篇幅长，歌手手执一面小锣，在拖腔（跌板）之后敲几下。这不是伴奏，是给自己留出喘息与想词的时间，兼作转调的“过门”。

三、品类与形式：一套完整的对歌系统

演唱形式上有独唱、对唱、联唱、轮唱。在田野山间是隔山对唱，在厅堂里是职业歌师的坐唱，在庙会与婚嫁、建房、祝寿的场合，则演化出成套的仪式歌。同一套旋律，能装下知识竞赛、情感表达、仪式祝赞三种完全不同的功能，这在民歌里并不多见。

与周边客家山歌的差别

赣南客家山歌是一个大家族，兴国山歌是其中辨识度最高的一支。区别有三点。其一是起腔固定：多数客家山歌的起句随词而变，兴国山歌几乎必以“哎呀嘞”开场，这一声成了它的“身份标记”。其二是呼应语独特：结尾前的“同志哥”“心肝妹”，把叙事转成对话，别的山歌少有这种自觉的“称呼设计”。其三是即兴程度更高：兴国山歌保留了大量“斗歌”“盘歌”的对抗性玩法，歌手必须现场接词，接不上就算输，这种压力在别的民歌里已经被“唱本”缓解了。

还有一个常被提到的影响：电视连续剧《长征》的插曲《十送红军》，音乐素材取自兴国客家山歌《送郎调》。换句话说，全国观众耳熟能详的那段旋律，其根在兴国的山野里。

四、跳觋：仪式如何塑造了山歌

理解兴国山歌，绕不开“跳觋”。它是客家人祈福禳灾的古老仪式，由“觋公”主持，画符作法，唱山歌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法师为了吸引观众，把群众熟悉的山歌引入仪式，于是山歌从室外走进室内，出现了角色：觋公与觋婆（男扮女装）。

这个转变的影响很深远。第一，山歌有了“表演”属性，不再只是自我抒发；第二，山歌有了固定程式的结构，比如歌头、歌腹、歌尾的“凤头、猪肚、豹尾”；第三，山歌有了职业化的传承路径——优秀的民间歌手往往同时是跳觋师傅，技艺在师承中传递。

今天看跳觋，应当把它当作民俗与民间信仰的载体来理解，而不是当作“灵验”的技术。它真正的价值在于：一套原本属于山野的歌声，因为仪式的需要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包括那些长篇叙事、罕见曲调与古老词汇。

五、苏区：一首山歌三个师

兴国山歌真正进入历史叙述，是在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后，中央苏区在赣南建立，兴国成为核心区域。山歌因为“人人会唱、张口就来、传得极快”，被直接用作宣传动员的工具：扩红、筹款、支前、生产、识字，全都能编成歌。

1933年红五月扩大红军运动中，兴国在鸡心岭、筲箕窝等地设歌台组织对歌，歌声一起，台下的赤卫队与少先队员当场报名。就这样，兴国子弟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中央警卫师（工人师）——“一首山歌三个师”的说法由此而来。这不是文学修辞，而是一场有组织、有现场、有结果的动员。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诞生了传唱至今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四句词，没有一句口号，却把“作风”这件事说透了：自带干粮是不占公家便宜，草鞋是艰苦，夜访贫农是工作方法。这首歌后来风靡大江南北，成为苏区精神最凝练的音乐注脚。

六、1949年之后：从山野到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兴国山歌经历了一次“体制化”的转型。1958年，歌手刘承达等人把山歌唱进中南海，唱响人民大会堂；电影《党的女儿》《闪闪的红星》里反复出现的“哎呀嘞”旋律，让这种唱腔被全国观众记住；电视连续剧《长征》的插曲《十送红军》，吸纳了兴国客家山歌《送郎调》的元素。

1980年代以后，县里把“振兴兴国山歌、建设山歌之乡”当成文化工程来做：组建了20余支业余山歌演唱队常年在乡村活动；派出专业人员收集了5万余首山歌，精选1420首编成《兴国山歌选》与《兴国山歌选续集》；编印《兴国山歌乡土教材》，把山歌纳入中小学课程；每年重阳举办山歌节，成为全县最盛大的文化节日。

舞台化的成果也很硬：兴国创建了全国第一家专业山歌剧团，参与创作的《山歌情》获得1993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奖与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一个县级剧团拿到这三项，至今仍被业内提起。

七、非遗档案：一份清清楚楚的登记

县里的家底不止这一项：国家级非遗1项、省级6项、市级10项、县级76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百余人。兴国也因此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山歌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14至2016年度，兴国凭兴国山歌入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山歌的传承还有一个民间渠道：宗族与庙会。三僚、长冈、高兴等乡镇的庙会与祠堂祭祖，至今保留请歌师坐唱的旧例，唱的是长篇叙事歌，一唱就是半夜。这类场合不对外宣传，遇上了便是运气。

八、三个人物坐标：书法、堪舆与歌词

要理解兴国的文化气质，可以看三个人。

钟绍京（659—746），唐代兴国人，字可大，号“小钟”，官至中书令，封越国公，因参与平定韦氏之乱有功，绘像列祀凌烟阁，民间称“江南第一宰相”。他更是书法史上的人物——小楷精严，传世《灵飞经》历来被归在其名下（学界对此仍有讨论），是唐人写经体的巅峰之一。一个山区县出过这样一位书法家，说明赣南在唐代并非文化边地。

廖均卿，明代兴国三僚人，钦天监灵台博士。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参与勘择明十三陵，把三僚的堪舆技艺带进了皇家建筑的决策层。三僚历代有36人经皇帝钦封为钦天监博士，廖均卿是其中代表。

萧华（1916—1985），兴国潋江镇肖屋村人，12岁参加革命，13岁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7岁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1964年，他在养病期间抱病创作了12首“三七开、四八句”的组诗，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总题，后经作曲家谱曲成为《长征组歌》。这部作品把长征写成了一部可以唱的通史，也让他成为兴国文化最广为人知的“出口”。

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结构：一个写字的，一个看地的，一个写词的。三种完全不同的才能，都长在同一片山地上——这正是“文化之乡”最实在的解释。

九、今天在哪听

想听原生山歌，有几个稳定点位：兴国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古风遗韵”展厅有山歌专题陈列，非遗大讲堂不定期开设教唱，传承人会一句一句带唱；将军园与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一带，团队参观时常有山歌展演；平固街历史文化街区是日常遇到山歌宣讲队概率最高的地方，当地把政策内容编进山歌，在街区里唱；每年重阳的山歌节是规模最大的现场，各乡镇组队打擂台，从早唱到晚。

如果时间只够听一首，选《苏区干部好作风》；如果想听出门道，等一场对歌。对歌的规矩是“接得住才算赢”，对方抛一句，你必须用同一韵脚、同样的七言结构接回去，内容还要翻出新意。听不懂方言也没关系，听节奏：接得快的，是肚才好的；接得慢、要靠小锣拖时间的，就是被问住了。

十、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