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贡历史名人：八个人，一条千年文脉

先记结论：章贡的文脉不是本籍士绅单线延续的，而是一批批“到任者”与“过境者”层层叠加的结果。

章贡地处赣江上游，是沟通赣、湘、闽、粤的江南重镇。这个位置决定了它的人员流动：北人南下的移民、赴任或贬谪的官员、往返岭南的文人，都会在这里停留。停留的时间有长有短，留下的东西却深浅不一——有人留下一堵墙，有人留下一首诗，有人留下一条沟。

把这些人按时间排开，会发现一条清晰的逻辑链。北宋嘉祐年间，孔宗翰筑砖城、建八境台，给城市立下骨架；同一时期赵抃疏浚赣江十八滩，打通水运；刘彝在熙宁年间修福寿沟，解决内涝；周敦颐任通判，开讲学之风。四个人解决的是城防、交通、水利、教育四个基础问题。

南宋以后，故事转向精神。辛弃疾在赣州写下《菩萨蛮》，文天祥从赣州起兵勤王；明代王阳明在通天岩讲学；抗战时期蒋经国主政赣南六年。前期建城，后期立魂——这条线索比单纯罗列“名人来过”更能解释章贡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

一句话：“赵抃疏险滩，刘彝福寿惠千古；濂溪创理学，文山丹心昭四贤。”楹联就是一部压缩版的赣州治理史。

四贤坊在郁孤台历史文化街区，原址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为纪念宋代四位与虔州深度绑定的名臣而立。现存石坊为原址仿古复建，三门三楼，是宋城文化的地标之一。

楹联的四个短句，对应四件具体的事。“赵抃疏险滩”指北宋嘉祐年间赵抃任虔州知府时组织开凿赣江十八滩，降低航运风险；“刘彝福寿惠千古”指熙宁年间刘彝主持修建福寿沟；“濂溪创理学”指周敦颐以虔州通判身份兴书院、授二程，开理学讲学之风；“文山丹心昭四贤”指文天祥任赣州知州时组织义军勤王，以气节终其一生。

这四件事放在一起很有意思：交通、水利、教育、军事，正好是一座城维持运转的四个支点。修桥铺路让货能进来，治水排涝让人能住下，办学讲学让文脉能延续，练兵守城让城能保住。四贤坊纪念的不是四个“好人”，而是四种“把事做成”的能力。

看牌坊时不妨多想一层：为什么赣州人要把一位疏滩的、一位修沟的、一位教书的、一位打仗的放在一起供奉？因为老百姓记得的，从来是具体的好处，而不是抽象的功名。

一句话：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北宋嘉祐年间知虔州。他做了两件事：砖石砌城、筑八境台，一件管安全，一件管文化。

孔宗翰到任时，赣州还是土城。土城怕水，赣州多水，年年修、年年坏。他主持了一次彻底的升级：伐石为址、冶铁锢基，把铁水浇入石缝加固临水墙脚，再以砖石砌墙。这次改造奠定了赣州城墙的基本形制，此后历代修葺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直到今天仍存 3664 米，成为全国唯一保存至今的宋代原址原砖城墙。

筑城之后，他在章江与贡江交汇的城北建了一座台，初名石楼。台成，他把登台所见绘成《虔州八境图》，托人送到山东请苏轼题诗。这个举动看似文人雅事，实则是一次高明的城市营销：一座边远州城的风景，因为八首诗进入全国文人的视野，八境台从此成为赣州的文化坐标。

孔宗翰的意义在于，他同时处理了“硬”与“软”两件事。城墙是硬的，解决生存；八景是软的，解决认同。一座城要长久，两样都不能少。后来者修墙、修台、修志，走的都是他开的路。

一句话：北宋“铁面御史”，嘉祐六年出任虔州知府。赴任只带一琴一鹤，任上做的最实的一件事是凿滩通航。

赵抃（1008—1084），字阅道，今浙江衢州人，北宋景祐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资政殿大学士。他弹劾不避权贵，针砭时弊毫无顾忌，京师号称“铁面御史”。嘉祐六年，他出任虔州知府。

史载他初到虔州上任，“以一琴一鹤自随”。这个细节被后人反复引用，因为它把“清官”两个字具体化了：行李里没有金银，只有一张琴、一只鹤。琴是自省，鹤是自持，两样都不是生活必需品，却都是精神必需品。

但赵抃不只是清谈。他在虔州任上组织民众开凿赣江十八滩。赣江上游滩多水急，船行至此常出事，十八滩是航运的卡口。凿滩之后，航道风险下降，赣江的“黄金水道”地位才真正立起来。对一座靠水运吃饭的城来说，这件事的收益远大于修一座楼。

他还与周敦颐共同创办虔州第一所官办学堂，两人共同主讲。一个管政务，一个管理学，把“治”与“教”配成一对。赵抃在赣州留下的不是诗文，是一套治理样板。

一句话：北宋水利专家，熙宁年间知虔州，主持修建福寿沟。他的名字，是靠一条还在用的沟留下来的。

刘彝（1017—1086），福州人，北宋著名水利专家。宋之前，赣州城常年饱受水患，知州换了几任，办法多是加高城墙、加固堤岸，治标不治本。刘彝到任后换了思路：不跟水硬顶，给水找路。

他经过实地勘察，利用城区地形高差设计福寿沟：雨水与污水顺坡流入支沟，支沟汇入主沟，主沟接入城内池塘调蓄，再排入章江与贡江。全程自流，不依赖动力。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福”“寿”二字，名字由此而来。近千年过去，这条沟仍在为老城区排涝。

刘彝的厉害之处不在技术多复杂，而在系统性。他没有只挖一条沟，而是把街巷坡度、池塘分布、城墙出水口、江水位差一起考虑，做成一个能自我调节的网络。这种思路在今天叫“海绵城市”，在北宋叫“顺地势而为”。

赣州民间有句话：“雨季想起建沟人，至今感谢刘知州。”这句话比任何碑文都直接。福寿沟博物馆里可以看到这条地下网络的剖面与走向，看完再上城墙，会对“墙”与“沟”的分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一个负责挡，一个负责排，两个系统合起来，才是一座不怕水的城。

一句话：北宋嘉祐元年任赣州通判，在任四年，兴书院、授二程。《爱莲说》与郁孤台下的爱莲池相关，赣南因此成为理学重镇。

周敦颐（1017—1073），湖南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北宋嘉祐元年，他调任赣州通判。通判是州郡副职，掌粮运、水利、诉讼等事务，权力不算大，但他把这个位置用成了讲坛。

在赣州四年，他兴办书院、传播理学，程颢、程颐兄弟曾受学于他。“二程”后来成为洛学创始人，朱熹又承其脉络，理学由此成体系。追根溯源，赣州是这条思想链条上极早的一环。地方志称“豫章理学节义，为海内师表，而赣郡尤著”，说的就是这段渊源。

《爱莲说》与赣州的关系，来自郁孤台下山脚的爱莲池。文章写的是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的是人格。把这句话放回他任职的地方看，会更有分量：一个副职官员，在偏远的南方州城，用一篇短文确立了此后千年士人的自我期许。

今天去郁孤台，可以顺路看爱莲池旧址与濂溪相关展陈。看的时候不妨想一想：一个地方的文化高度，往往不是由本地人堆出来的，而是由愿意在这里认真做事的外来者抬起来的。周敦颐在赣州只待了四年，影响却延续了近千年。

一句话：先按图题诗，十七年后亲临补序。他与中国“八景文化”的关系，一半是约稿，一半是道歉。

苏轼与赣州的缘分分两段。第一段是“未见其城”。孔宗翰筑成八境台后，绘《虔州八境图》寄给他，请他题诗。苏轼对着画卷写下《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把赣州的山水形胜、城郭烟火一一入诗。这组诗后来被追认为中国“城市八景文化”的开端，苏轼本人也由此成为八景传统的奠基者。

第二段是“亲临其境”。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途经虔州，终于登上八境台。看完实景，他感叹原诗“未能道其万一”，于是补写《八境图后序》。这个细节特别动人：一位大文豪承认自己“纸上谈兵”写得不够，亲自到场后要补一篇。

他还在虔州登郁孤台，写下《过虔州登郁孤台》。“八境见图画，郁孤如旧游。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四句二十字，把赣州的山、水、城、台全收进去了。后来者写赣州，很难绕过这二十个字。

苏轼的意义不只在诗文。他让一座南方州城进入了全国的文化地图，也让“八景”成为一种可复制的城市表达方式。此后各地修志、命名、题咏，多以“八景”为体例，源头都在赣州这一纸约稿。一座城的文化影响力，有时是通过一个外乡人的笔放大的。

一句话：《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并非作于郁孤台，却让郁孤台名扬天下。文学与地理的关系，有时就是这样错位而深刻。

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驻赣州。这一年他途经万安造口，望着赣江，想起建炎三年（1129）隆祐太后被金军追击、弃船登陆逃至赣州避难的旧事，又想到赣州城内的郁孤台，写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淳熙二年（1175）

这首词的关键在“借”。他不在郁孤台上，却借郁孤台下的清江起兴；他写的是眼前的赣江，指向的是沦陷的中原。“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表面写水，实则写势——山河可以暂时被遮断，但流向不会改变。

因为这十四个字，郁孤台从一座地方楼台变成了全国性的文学地标。后世登台者，多是为这首词而来。这就是文学的魔力：它能把一个地理坐标转换成情感坐标。

今天在郁孤台北广场有辛弃疾佩剑塑像，回廊有历代诗词碑廊。看的时候建议读一遍原词，再看一眼台下的江——八百多年过去，水还是那个走向，人已经换了几十代。

一句话：咸淳十年知赣州，元军南下时在此组织义军勤王。他的气节，让赣州在宋代历史里留下了最重的一笔。

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人，宝祐四年状元。咸淳十年（1274），他出任赣州知州。这一年，元军逼近京城临安，南宋已到末期。

在赣州任上，他登郁孤台，写下《郁孤台》：“城廓春声阔，楼台昼影迟。并天浮雪界，盖海出云旗。风雨十年梦，江湖万里思。倚栏时北顾，空翠湿朝曦。”表面写景，内里全是忧思：一个即将崩塌的王朝，一位无力回天的知府。

同年十二月，元军逼近，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勤王。他耗尽家财招兵买马，集结数万人南下。赣州缙绅纷纷捐资，连私盐贩子与山寨武装也愿意被招安随他救国——这段记载说明，他在地方上的号召力不是来自官职，而是来自人格。后来兵败被俘，他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离开赣州后，赣州人的抗元并未停止。据地方志记载，直到南宋灭亡次年，仍有下级武官率军民抗击元军，直至全军殉节。这种“不认输”的地方性格，后来被反复书写，也成为四贤坊里“文山丹心”四个字的分量所在。

一句话：巡抚南赣期间平匪患、兴书院，在通天岩观心岩讲学论道。赣州是心学落地的重要一站。

王阳明（1472—1529），明代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他巡抚南赣期间，面对的是一块匪患频发、基层失序的地方。他的办法是两手：一手练兵平乱，一手办学教化。“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句话就是这段经历的产物。

在赣州，他兴办书院、聚徒讲学，把“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在赣南推开。通天岩的观心岩是他常与门生讲学论道的地方，岩壁留有他与弟子的题刻。把讲堂设在石窟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远离衙门的喧闹，让学问回到安静处。

王阳明对赣州的影响，不止于思想。他整顿地方秩序、推行乡约、兴修书院，使赣南在明代中后期出现“谈学者益盛”的局面。地方志称“自王文成公以开府倡学，日渐渍性命之渊，士益娓娓向方”。一个地方的文化风气，往往由几任主政者的偏好决定。

今天去通天岩，观心岩是必看的一站。洞不深，光线从岩缝进来，落在题刻上。站在那里读几行字，比在书上读十页传记更容易理解“心学”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地方生长。

一句话：1939 年 3 月至 1945 年 2 月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主政赣南六年，推行“赣南新政”。

1939 年 3 月，蒋经国来到赣南，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至 1945 年 2 月离开，前后六年。他在赣南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史称“赣南新政”，内容涉及禁烟禁赌、整顿吏治、兴办教育、组织训练、发展生产等。

他在赣南有三处住所：花园塘一号官邸、虎岗中华儿童新村、通天岩避暑山房。现存保存较好的是花园塘故居，1940 年主持兴建，仿俄式砖木结构，面积 170 余平方米，平面呈“凸”字形，鱼鳞板墙、板瓦屋面，为赣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内陈列有民国时期《新赣南》月刊等史料。

对游客来说，这处故居的价值在于“近距离”。它不是宏大的纪念建筑，而是一栋住了人的房子：房间不大，陈设简单，能看出当时的生活条件。历史在大叙事里容易失真，在具体的生活空间里反而清晰。

参观提醒：故居属文保单位，开放安排以现场公示为准；室内空间有限，团队参观需分批；拍照时关闭闪光灯，不要触碰展品与家具。把它当作一处历史现场，而不是网红打卡点。

一句话：绍兴三年率军至虔州，面对屠城密旨，三次上书请命，保全一城百姓。赣南人为此建祠纪念。

绍兴三年（1133），岳飞率军至虔州。此前，隆祐太后为避金兵南下江西，在赣州被乱民惊驾，回京后大病一场。宋高宗因此下密旨，要求岳飞屠城。

岳飞没有执行。他认为为害一方的只是少数首领，不能滥杀无辜，于是三次上书宋高宗请命，最终救下全城百姓。这件事在赣南流传极广，后来百姓在城内贺兰山建尽忠报国祠纪念他。

这个故事的分量在于“抗命”。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一位将领为了百姓违逆密旨，需要承担极大风险。它解释了中国民间为什么对岳飞的情感如此特殊：人们敬的不只是战功，更是那份“把人命放在功名之前”的选择。

今天在郁孤台一带仍能听到这段讲述。听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个细节：赣州人纪念岳飞，用的词是“保全”，不是“征服”。一字之差，说明这座城记住的是什么。

一句话：外来者写下骨架，本籍人填上血肉。隐士、诗人、状元，三种人生，三种选择。

阳孝本是宋代名士，隐居通天岩翠微岩。他不仕不婚，读书自娱，苏轼过赣州时曾与他交往。隐士在中国文化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不参与权力，却以“不参与”表明态度。通天岩的翠微岩因为有他，多了一层人文意味。

曾几是宋代诗人，江西诗派的重要人物，诗风清淡，讲究锤炼。他的作品在宋代诗坛有一席之地，也说明赣南并非文化边缘——这里出过能在全国文坛立足的诗人。

池梦鲤是宋代状元。科举时代，一个地方出状元是大事，会立坊、修志、传为乡里荣耀。赣南人重视读书，与这种“以科举改变命运”的历史记忆有关。状元的意义不只是个人成就，更是一个地方对“读书有用”的确认。

这三个人代表了三种路径：隐居、创作、应试。它们共同说明一件事——一座城的文脉，既需要外来者点燃，也需要本地人接力。只讲外来名人，会漏掉一半故事。

一句话：从四贤坊出发，经郁孤台、八境台、通天岩、蒋经国故居，五站走完章贡的人物年表。

这条路线可以一天走完，但建议分两天。第一天走老城四站（四贤坊、郁孤台、八境台、城墙福寿沟），第二天去通天岩与蒋经国故居。老城看“文”与“政”，城外看“学”与“近代”。

走的时候带一个问题：这个人为什么来赣州，离开时留下了什么。按这个问题看每一站，人物就不再是牌位上的名字，而是一个个做过具体事情的人。

一句话：讲事不讲神，讲选择不讲结论，讲遗迹不讲传说。

第一，讲事不讲神。把“某位先贤多么伟大”换成“他在这里做了什么”。孔宗翰砌墙、刘彝修沟、赵抃凿滩、周敦颐讲学，这些事能验证、能看懂，也更能让人记住。神化会把人物推远，具体会把人拉近。

第二，讲选择不讲结论。岳飞抗命、文天祥起兵、王阳明办学，都是具体处境下的选择。讲清楚他们面对什么、放弃什么、承担什么，比给一个“民族英雄”的标签更有力量。标签是终点，选择是过程，过程才有教育意义。

第三，讲遗迹不讲传说。能用实物佐证的优先讲实物：铭文砖上的年号、观心岩的题刻、故居的建筑形制。传说可以补充气氛，但要明确标注“民间传说”。对历史诚实，是讲人物的底线。

最后提醒一句：章贡的人物故事很多，不必贪多。选定三四个，把他们的来龙去脉讲透，比罗列二十个名字更有价值。历史不是名单，是因果。人物留下的手艺与民俗，另见章贡非遗与民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