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县红色革命故事：从一间民房到一座纪念碑

01新干在苏区版图上的位置

新干的红色身份有两层，需要分开看。第一层是苏区版图上的身份：新干是原中央苏区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组成部分，毛泽东、彭德怀、曾山、邹努、曾开盛等在县域内活动。第二层是保护名录上的身份：2019 年 3 月，新干入选“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前一层说明这块地方当年在根据地的组织体系里被编进去了，后一层说明今天哪些旧址被纳入了国家层面的保护视野——两者不是同一件事，不能互相替代。

把时间轴铺开看，县域苏区的行政建置有一个明确的起点：1933 年 5 月 2 日，经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批准，成立新淦县革命委员会（后改新干县苏维埃政府），辖麦斜区、润陂区、七琴区共 25 个乡、302 个自然村。这个数字值得停一下：25 个乡、302 个自然村，说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据点，而是一套带区、乡两级的完整建置。成立地点在潭丘乡潭丘村的一栋两层砖木结构建筑里，因门前有石灰粉饰的花纹，当地俗称“花屋”。花屋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256 平方米。它的价值不在建筑本身有多精致，而在于“1933 年 5 月”这个时间与该县苏维埃政权的起点直接对应。

从行政分布上讲，这些红色史迹并不集中在县城，而是沿着县域四周铺开：西边是麦㙦镇（红一军团集中宿营与总前委驻地），西北是三湖镇（红三军团后卫驻地），东边山地一线是潭丘乡、七琴镇、桃溪乡、城上乡（县苏维埃政权、两次代表大会、王众岭战斗、抗日战壕与将军故里），南部与中部还有沂江乡（姚有光故里）、界埠镇（红一军团旧址）、金川镇（黄泥埠阻击战旧地）。这种“县城空心、四乡布点”的格局，本身就是当年苏区依托山地与边界的产物——它决定了今天跑红色点位必须按方向分组，而不是按知名度排序。分组的具体走法放在第 05 节，另有一条完整的一日游路线可供叠加。

021930 年：两处宿营与一道命令

1930 年是这些旧居的共同年份起点。这一年 7 月，红一军团在麦㙦宿营；9 月，红三军团进占三湖。两处旧址相隔不远，任务却完全不同：一处是北上途中的集中宿营与命令签发，一处是攻打吉安时的后卫驻防。把两地并读，能看出同一支队伍在不同阶段对“住建”的需求差别——前者要的是能同时容纳指挥、政工与后勤的村庄群，后者要的是一处能住多日、便于警戒的单栋民房。

麦㙦：1930 年 7 月 22 日那一夜

1930 年 6 月 22 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离开福建长汀北上；7 月 22 日，部队到达新干麦㙦集中宿营。宿营不是简单地“住一晚”，从驻地分工能看出当时指挥机构的完整形态：总前委驻龚家村，毛泽东夜宿龚槐福家；总司令部驻麦㙦街；总政治部驻中曾村；警卫连驻脑上村；总供给部驻水路坑村。五个驻地分布在相邻村庄，等于把“决策—军事指挥—政治工作—警卫—后勤”这条链条摊在了一张乡野地图上。当晚，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签署发布《攻击樟树的命令》——一份在农舍里签发、直接指向下一场战斗的命令，是这处旧居最硬的一件史实。

旧居本体是砖木结构民房，分前后厅，全长 16 米、宽 15 米，占地 240 平方米。屋内现存毛泽东睡过的床、桌椅、油灯，以及红军枪炮。家具与武器放在同一处展线上，读起来比单看家具更清楚：这是一处同时承担起居与指挥功能的房子，而不是一座被布置出来的纪念馆。

它的保护层级是逐级叠加的，几个年份都要记住：1971 年，经毛泽东原随军警卫员陈昌奉（后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实地考察后重修；2018 年 1 月列吉安市第五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8 年 3 月列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22 年重新修缮。

到访时可以把“龚家村—麦㙦街—中曾村—脑上村—水路坑村”当成一条村级步行动线来理解，旧居是核心，其余村点是当年机构的位置。这一带同时是麦㙦集镇的所在地，与上寨方向的山水游线可以顺路衔接。

三湖滩头：后卫任务与墙上的三句话

1930 年 9 月 25 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三军团进占三湖一带，任务明确：作为红一军团攻打吉安的后卫。彭德怀住在三湖镇滩头村委会程家坊村 17 号民居，住了多日。这栋房子 1925 年建，一厅八间，有前后天井，面宽 10 米、进深 13.5 米。2007 年文物普查时，它被命名为“彭德怀滩头旧居”。

这处旧居最值得看的是墙上的红军标语，共三句：“男女平等”“穷人不打穷人”“公买公卖”。三句话分别指向三个领域：性别关系、阶级关系、交易秩序。标语不是后人补写的口号牌，而是当年群众工作留下的实物文本——红军在赣江沿岸的集镇驻扎，需要向当地人解释自己是谁、要做什么，最短的办法就是把政策直接写在墙上。相比任何展板说明，这三句话更能解释“为什么一支军队要在民房里住下来做工作”。

三湖镇所在的赣江沿岸有明确的经济功能记录：1908 年，张恨水随任三湖厘金局职的父亲张钰到此，在砚洲村饶氏祠堂改建的经馆读书。厘金局是设于集镇的税收机构，这说明三湖不是普通村落，而是一处有过境贸易的码头型集镇。理解这层背景，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标语里会出现“公买公卖”这样一条针对买卖关系的承诺——红军驻扎的地方，正好是交易发生的地方。红色点位与地方物产在这里是同一条街上的两件事，不是两个话题。

031933 年：两次代表大会与王众岭战斗

两次代表大会：两个名字，两处旧址

1933 年是县域苏区制度建设最密集的一年，两场会议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名称、地点、职能都不同。

第一场是 1933 年 8 月 11 日在润陂地区南山乡李家门村李氏宗祠召开的新干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工农兵与红军代表 120 余人出席。会议在宗祠里开，是当时条件所限，也是乡村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能容纳上百人、有公议传统的室内空间，除了宗祠几乎没有别处。该旧址现为第六批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场是 1933 年 11 月 22 日在七琴区钱塘村万寿宫（曾氏祠堂）召开的新干县首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选举曾开盛为主席、邓德元为副主席。钱塘万寿宫的墙面上，至今仍存“共产党十大纲领”“致白军兄弟”等红军标语。“致白军兄弟”这类标语的对象不是本地群众，而是对面阵地上的人——它是军事对抗之外的另一条战线，写在墙上，也写在当时的宣传策略里。

王众岭：1933 年 10 月 29 日清晨

1933 年 9 月，第五次“围剿”开始。蒋介石调 4 个师正规军及江西保卫第二师进攻新干苏区。10 月 22 日，敌保卫第二师师长李向荣攻占潭丘，县委、县苏转移至七琴圩。红军西方军独立第二、第三、第十一团配合地方武装，在王众岭设下马蹄形伏击圈，并用假情报诱敌。10 月 29 日晨，战斗打响。

关于战果，需要先交代口径，再给结论：各来源记载的歼敌数字并不一致，本站不采用任何一个精确数字，统一表述为“歼敌数百、活捉师长李向荣”。“活捉师长李向荣”这一条在多份材料中是一致的，可以作为这场战斗最具辨识度的事实；歼敌人数则随统计范围（是否计入溃散、是否计入地方武装战果）而变，把它写成精确数字反而是不可靠的。

纪念设施在七琴镇南边村王众岭，距七琴镇政府 4 公里，2014 年建，占地 30 亩（2 万平方米），纪念碑高 19.49 米；碑体高度与占地面积均以现场碑记为准。站在碑前，马蹄形伏击圈的地形仍可辨认：这是一场依托地形打赢的伏击战，不是一次遭遇战，把“设伏—诱敌—合围”三步对着山势看一遍，比读战果数字更有收获。

04人物：从 1924 年的团支部到 1955 年的授衔

县域革命史的人物线索，实际上有两代。第一代是 1920 年代在南昌接受组织训练、又回到县里建团建党的早期骨干，牺牲时都不到 30 岁；第二代是 1930 年代从苏区参军、走完长征、在 1955 年被授衔的职业军人。两代人之间隔着一次苏区的失守，也隔着一条从麦㙦到七琴的山路。

曾开盛：一位县苏维埃主席的最后半年

曾开盛，1896 年 11 月 16 日至 1934 年 5 月 10 日，七琴乡钱塘村人。1930 年参加工农革命并入党，1933 年 11 月当选新干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注意是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不是县委书记，这两个职务在当年的文件里区分得很清楚。他上任的时间点，正好是第五次“围剿”压境、县委县苏刚从潭丘转移到七琴圩之后的困难阶段。

1934 年 5 月初，他因叛徒出卖被捕。档案记载的刑讯名目是踩杠子、钉十指、灌辣椒水，他没有屈服；脱险之后，为保护全村群众，他挺身再度被捕。5 月 10 日被杀害。

这段经历在地方叙述里常被写得很重，本文只保留三个要素：时间、刑名、结果。原因不是回避，而是克制本身就是对逝者的尊重——把刑讯细节反复铺陈，读的人记住的是痛苦，记不住的是他为什么在脱险之后还要回去。他回去的理由只有一个，写在档案里：保护全村群众。这句话比任何形容都更清楚地说明了当年苏区干部与村庄之间的关系。

五女跳崖：从新干苏区到乐安芙蓉山

黄秀英，江西兴国良村人。1933 年 5 月，她随阙祖信等十余人到新干开辟苏区；5 月 18 日至 20 日，出席中共新干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县妇女委员会主任。1933 年底，她随县游击队突围至乐安芙蓉山。1934 年 3 月下旬，在乐安芙蓉山王家崖，她与黄清香、邓洪祥、张素英、聂菊英共 5 名女战士弹尽之后，手挽手跳崖牺牲。

这段史实有三处边界要讲明。第一，黄秀英不是新干人，她是被派到新干工作的外来干部，这一点不能为了“本地英烈”的叙事而改写。第二，牺牲地点在乐安芙蓉山王家崖，不在新干境内——它是新干苏区失败后的一次突围终点。第三，五个人是一个集体，黄秀英是其中被记载最详细的一位，其余四位的名字同样要写全，不缩写成“等五人”。

邹努、姚有光、李继开

邹努（1902 年至 1927 年 9 月），潭丘乡中洲村人，新干县第一位共产党员。原名邹鲁，1925 年 11 月改名邹努，字玉书，笔名“雷特女士”。1922 年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参加“改造社”；1923 年 1 月与赵醒侬、方志敏、袁玉冰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1924 年 3 月由赵醒侬介绍入党，同年 8 月创建新干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并任书记，9 月当选江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席；1926 年 3 月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1927 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化名胡德成），9 月 28 日在开封被捕，随后被秘密枪杀于湖北武胜关，年仅 25 岁。潭丘乡烈士陵园安放 52 位烈士（含邹努），中洲村设邹努烈士纪念馆。

姚有光（1906 年 10 月 24 日至 1927 年 11 月 21 日），沂江乡湖江背村人，父姚哲夫为清末秀才。1924 年参加邹努办的新干暑期学生补习班，8 月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任新干团支部书记；1927 年 1 月当选国民党新干县执行委员，任新建、新干、峡江三县农运特派员；参加南昌八一起义，11 月初被捕，11 月 21 日黎明被秘密枪杀。临刑时他高呼：“吾为共产主义而死，死吾一人便有千万个共产党人出现。”故居在沂江乡廖家村湖江背。

李继开（1916 年 10 月至 1994 年 10 月 4 日），城上乡大坑村人，字德芳。1932 年 10 月参加红军，1933 年入党；历任红三军团兵站警卫连排长、中央军委警卫营参谋、军委一局参谋，参加长征；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兵站运输科科长、太岳纵队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南下支队情报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 13 纵参谋长等职，参加中原突围、济南战役；建国后任防空军副参谋长、空军副参谋长、济南军区空军司令部顾问；1955 年 9 月 27 日授少将，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新干唯一开国少将。李继开将军纪念馆在大坑村，2022 年 5 月筹建、12 月开馆，占地 12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360 平方米。

05今日可访的点位与半日走法

先说清楚哪些点现在能看。县域红色点位已形成一组相对稳定的可访清单：麦㙦毛泽东旧居、邹努烈士纪念馆（潭丘乡中洲村）、李继开将军纪念馆（城上乡大坑村）、潭丘苏维埃旧址“花屋”、王众岭烈士纪念碑（七琴镇南边村）、桃溪乡板埠村抗日战壕遗址与人民公社旧址、三湖镇滩头的彭德怀旧居。另有界埠镇田港村红一军团旧址、牛形山抗日遗址、金川镇庙前村黄泥埠阻击战旧地（1935 年兴国籍红三军团副排长杨宗崇在此牺牲，1959 年战地原址改建为黄泥埠水库）。

县里已推出的线路有三套口径：“红色之旅”研学线 5 条、“一日游”7 条、“二日游”3 条（点位未公布）；“工悦游”三条线中的红色工运线，串的是麦㙦毛泽东旧居、邹努纪念堂、李继开基地。因为前两套没有公布具体点位，本文不替它们编造行程，只给一条可以自己核对的半日走法：

半日走法（县城出发，麦㙦—潭丘—七琴一线）：县城 → 麦㙦镇龚家村看毛泽东旧居（重点看《攻击樟树的命令》签发处与屋内陈列，并记住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警卫连、总供给部五个驻地的分布）→ 潭丘乡潭丘村看苏维埃旧址“花屋”，再到中洲村看邹努烈士纪念馆 → 七琴镇南边村王众岭看烈士纪念碑，收在山地地形与伏击圈的位置关系上。这条线把“指挥机构—政权机关—战斗纪念”三件事按时间顺序串起来，方向单一、不折返。若还想加一段青铜内容，可把大洋洲方向的青铜博物馆放到另一天，两处方向相反，硬拼在半天里只会两头都看不深；完整排程见两日游攻略，总览可回文旅新干。

06史实与传说的边界

写红色史迹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不是史料太少，而是史料与传说混在一个叙述层面上。新干的红色部分相对干净：旧居有建筑尺寸、有保护批次、有签发命令的具体日期；纪念碑有建造年份、占地面积与高度；烈士有生卒日与牺牲经过。这些都是可以逐条核对的，本文也按可核对的方式写。

麻烦出在县域整体的历史叙事上——同一片山水里，传说与史实常常共用一套地名与人名，一不小心就被并列成同一类事实。以下四类，本站按“传说”处理：黎山一带的石猪（赶猪石）故事，讲的是赶石者与“学鸡鸣”“雾大”这类母题，县域内另有同型异文，燥石村的版本是罗姓秀才赶猪、因有人学鸡叫、雾大，猪化为石，属传说；文昌塔“九龟驮塔”、水涨龟驮塔不没，属传说；界埠粮仓的“火烧米山”，相传吴王守军撤退时焚仓，属传说，可与战国炭化粳米、厚 0.3 至 1.2 米的火烧米层这一考古事实对照阅读，但两者不等同；静安寺牡丹“明代自洛阳移栽”属相传，寺内牡丹“500 余年”为地方与林业部门口径，“烧而不死”与 2021 年 10 月末深秋二度开花有记录，后者林业站解释为气温偏高、温湿度适宜。

另有几类属于“存疑”，不能简单归入史实或传说：东山寺与陶侃的关系，寺方与旧志称陶侃为满足母亲湛氏拜佛心愿奏请晋元帝建寺，寺内并设陶侃读书台“惜阴书院”，但无晋代原始文献佐证；黎山玉华峰顶的“庐山真面”古石匾，相传为宋高宗钦题，未见宋代文献著录；惠政桥苏轼题名“惠政”之说载《新淦县志》并传刻中拱，苏轼文集本传无载；张恨水与三湖的关系，只能写“少年读书寄居地”——他祖籍安徽潜山，1895 年生于江西景德镇（一说上饶广信），1908 年随父到三湖，在砚洲村饶氏祠堂改建的经馆读书，师从萧庭栋，砚洲村设“张恨水旧居”陈列与恨水广场，但江西省保“张恨水旧居”在黎川，把他说成“新干人”或把砚洲说成“故居”都是错的；练子宁的籍贯，三洲于 1526 年划归峡江，两地争祀，《明诗纪事》有“两地人争祀练公，至相诟厉”之载，写作时必须交代争议。

为什么地方叙事容易把传说当史实？原因大致有三个。其一是物证与传说共用同一处空间：文昌塔确实在那里，塔下确实有水，“九龟驮塔”就很容易被讲成塔的一部分构造史。其二是纪念性建筑需要故事：一处只有尺寸的旧居不好讲，加上一段赶石、破法的情节就有了戏剧性，而戏剧性传播得比尺寸快。其三是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归属竞争：三洲划归峡江、县治自淦阳迁南市村、1957 年改名，每一次变动都会让“谁的人、谁的祠、谁的塔”重新被争论一次，争论中流传最广的版本，往往不是文献最早的版本。对读者而言，最实用的判断方法只有一个：看这条说法能不能落到一个可核对的日期、一份可查的文件或一处可看的实物上；落不下来的，就当故事听，别当史实引。

07常见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