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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消失的时候读后感

  晚霞消失的时候读后感(一)

  《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极具争议的作品。少年时代的李淮平与南珊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相识,并且彼此萌生爱意。然而,在“文-革”中,出身国民党家庭的南珊受到批斗,而坐在批斗台上的正是李淮平。内心情感与社会角色的强烈冲突致使他们形同陌路,各奔东西。

  二十年后,作为军舰军官的李淮平在泰山山顶再次遇到南珊。这时候,南珊已经从当年单纯的少女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翻译官。这时,李淮平向南珊表达多年来内心的情爱与悔恨,然而为期已晚。

  这是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一部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激动人心的文献。小说中对文明和野蛮、科学与宗教、爱与恨、情与理、真善美的关系的形象性探索令人深思。


晚霞消失的时候读后感(二)

  《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一部最令我感动,然而又最感到困惑的当代小说。而且读完这部小说后,最令我感到困惑的不是小说的本身,而是写得这样好的一部小说,我在此前居然闻所未闻。在小说出版的时候,作者礼平曾经说过:“如果二十年后还有人愿意看它,那它才真的算得是好东西。”现在看来这句话说得其实是有些谦虚了。

  这是一部充满抒情画意的小说,同时又是一部具有永恒意义和充满人性化的现实小说。小说主人公李淮平曾说:“真而不美,方成严肃;美而不真,方成浪漫。”然而对这部小说,我只想用三个字来评论:真、善、美。既严肃,又浪漫,还有对善的追求,是一部充满人性化的小说。因为真,所以它引人深思;因为美,所以它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因为善,它会让人的灵魂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它是时代的产物,但它并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或者说它本身就包含许多永无止境的话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阅读过后依然被其深深触动,同时又感到深深困惑的原因。

  比如说信仰。从小说中南珊所说的话,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一个没有信仰或者把信仰绝对化的民族,都是危险的,它常常使人的行为绝对化。文革带来的灾难也许就是最好的说明。可是信仰到底是什么?信仰是否就等于宗教?小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中国历来被认为是一个缺少信仰的国度,宗教在中国文化中只占着微不足道的地位。然而南珊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答案“对于信仰,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更好的传统,中国人那种知天达命的自信和对于生死沉浮的豁达态度,成了中国文化思想中许多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可是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中国人到底需不需要信仰?中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信仰?是否因为信仰的缺失造成中国人人性的缺失,对生命的漠视?小说留给读者难以解决的困惑。笔墨引申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寻根的话题。再比如说,南珊与李淮平的爱情结局,这让人感到难受、同情而又感到深深的惋惜。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结局?是文革,还是中国文化?真的无法挽回?然而幸福到底又是什么?难道真的是像小说中的那位老人所说的那样:只有痛苦与幸福的因果循环,才造成丰富的人生,正如古人告诉我们的要学会知天达命?也许换成西方人来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这可能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也许对于生活,作者本身也感到无比的困惑,也处于正在反思的过程。正如小说的题目“晚霞消失的时候”,晚霞消失,便意味着黑夜的来临。黑夜不仅仅容易使人回忆往事,黑夜往往更是一个人最清醒,最理智的时候。黑夜最能让人沉思。在中国的大地上,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本身也进入了一个沉思的过程,在等待黎明的到来。


晚霞消失的时候读后感(三)

  这是一本由当年北京四中学生在“文革”时的记忆构成的书,里面有我们熟知的陈凯歌、北岛等的文章,还有他们的同学,《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礼平的文章。从中,我读到了作者青葱岁月的一段往事。刘辉宣,当年北京四中高一(五)班班长,学校“老兵派”的代表人物。他1965年考入北京四中,“文革”中广为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正是由他谱的曲。那是一段危险的年龄,可就是那个年龄段里的作者和他的同学们青春期的叛逆心理被环境堂而皇之的所诱发,从而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体性破坏运动,而不是像《在路上》和《麦田里的守望者》里是很个体的行为。1969年他离开北京四中,随即入伍。这段经历既是作者的噩梦亦是他的财富,他试图解析这一切,多年后的1980年,他以礼平的笔名发表了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

  如今再看这篇小说,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激动和好奇,却对小说的产生有了更多的理解。是的,就小说的叙事技巧看还相对稚嫩,比如当年小说最让我动心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恋悲剧描写远不如琼瑶来得艺术,可以看出作者的想象主要来自他的阅读。这也难怪,在那个时代,爱情的实践哪有那么丰富多彩,在他的周围,耳濡目染的就像那时候服装的颜色那样单调,作者的观察和认识只能停留在阅读层面。当然,那个时代的爱情有其特点,若能真实的再现,对人物的塑造肯定会增色不少。也可能是作者志不在此,他想表达和表现的只是通过这对恋人的交往来反映他对产生那段历史原由的一种思考。

  在“文革”后不久,这种思考就如干涸的农田急需用水,什么清水脏水只要能解渴都会受到重视。作者的思考在当年被认为是在反思“文革”和红卫兵运动时,主张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无疑,这在当时有相当的高度,这也是当年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比如王若水1983年9月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长篇评论《南珊的哲学》,就是从这些方面展开来讨论的。作者并不同意王若水的观点,两年后,两人的商榷的文章再次发表。不过他们的讨论基本集中在小说中那些理论思考。其实评论家更注重的是青年人对问题的思考,他们敏锐地感到年轻人独立思考的可贵,但他们又想从当时的认识中试图从理论正确层面来引导青年们,从后来作者的一篇访问记中看到,胡乔木当时对此也感兴趣,邀请作者到他家里去讨论,其着眼点应该也在这里。由于小说引起的争议和批评,作者被迫从军队转业。

  可能思考的时机还不成熟,许多事情还需要沉淀下来后再观察。所以,尽管过了几十年,再来看这些讨论和评论,确实也有可笑之处。应该说,小说中的理论探讨是作者着力展开的,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考,作者或许自认为对这些问题有了清晰的答案,通过小说主人公反映了他的思考过程和结论。可是由于学识及人生经历所限,主要还是时代局限,这种思考和相类几本小说比较仍显肤浅。比如当年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后来的有,经章怡和推荐的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虽说小说不以理论探讨见长,但小说中的理论探讨若是从生活中生华,却会产生比专业理论更强大的力量。

  重读《晚霞消失的时候》,结合《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及其他访谈所透露出来的背景,我对作者在小说中表露的心结有了一种新的体会。小说中反映了不同出身的人在风暴中的不同命运,进而怎样去对待自己的命运,确实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比如小说写的时代,正好主人公们青春年少,处于青春期叛逆时期,这时候青年人的心理普遍存在不满,就是对前人给予安排的秩序或其它一切表示不满,要推翻这种既定的安排,当然这需要有理由,而那些具有叛逆心理的青年还都能说出一番在别人看来是歪理的理由,小说中的某些表达非常真实的反映了那时作者的心理。但同时他们对破坏之后的重建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和体会可谈,如果有一个导师出现自然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可是当导师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青年人的那种叛逆心理冠以革命,有理而鼓励和倡导的时候,潘多拉盒子打开了,后面所发生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这本书我翻了后,引起我思考的就是年轻人的思想,在时代中的作用。从人的成长心理分析,我感到激进和革命的因子会永远存在,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问题是时代和环境对成长心路历程的控制和影响,如何能更好地让社会充满真善美。如果小说中的反思由此追根溯源,对那些打着旗号推行的形形色色的理论结合历史上的实践进行理性思考,或许会带来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