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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守护神——常书鸿读后感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读后感

  文/Fyswjb

  一个杭州人,为了学画,不远万里去法国勤工俭学,数年后放弃在油画界鹊起的名声,回到日寇蹂躏下的故国。抗战结束,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一声远古的呼唤,又吸引他把家搬到西北阳关之外,斗风沙,摹古画,数十年不辍。他,叫常书鸿;吸引他的,是敦煌。

  对于敦煌,我早就心向往之。最早知道这“大也,盛也”的所在,是从余秋雨的《道士塔》、《莫高窟》等散文,中学时的我,对王道士(1849-1931)发现石窟、倒卖经卷的故事读了又读,至今难忘。大学时选修“中西文化交流史”,老师第一句话就是“如果遇到搞敦煌的人,一定要尊重,这些人的学问大得无边”。直到几年前,在中国美术馆看了“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才第一次积累了些感性认识。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而敦煌学的创始人——无论罗振玉、还是王国维——都是浙江人,这本传记文学的主人公——常书鸿(1904-1994)亦不例外。

  1923年,在西湖边写生时,他目睹雷峰塔的倒掉。1927年自费赴法,考取戴望舒曾就读的里昂中法大学。193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1936年在书摊偶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的《敦煌石窟图录》,由此发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为了接近敦煌,他不顾战乱,立刻回国,在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任教。1937年,在北海带着学生画白塔时,他听到了卢沟桥的炮声,只得一路内迁。

  1942年,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监察院长于右任请常书鸿出任筹委会副主任。1943年,他坐了一个月汽车、骑了四天骆驼,终于从兰州抵达敦煌。这些四至十四世纪的艺术留存,正面临风沙和无知的双重侵蚀。常书鸿一方面保护、整理、研究,一方面与权贵周旋,争取政府拨款。生活艰苦,颜料需要自制,他不以为意,大度地说“只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敦煌也是杭州”。

  抗战胜利后,研究所划归中研院,傅斯年代为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讽刺的是,抗战时期,敦煌虽然条件艰苦,却因远离战事而吸引不少才俊前往;战争结束,常书鸿的不少助手却无意久留,纷纷要求回乡。研究、传布工作仍在继续:1948年春,完成了对洞窟的重新编号,总计465个(现在的公认数字是492个);夏,在南京举办“敦煌艺术展”,蒋介石前来参观。

  此后,叙事极为简略,我们只是约莫知道:国民党想把敦煌摹本抢运台湾,常书鸿没有从命;1957年和1966年,他多次遭到批判。此外,常书鸿视敦煌为生命的全部,婚姻生活注定曲折,尽管他的生活不免受到敦煌的搅扰,但敦煌能遇见他,则是起死回生,幸何如之。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常书鸿庶几近之,不愧为“敦煌守护神”(赵朴初语)。